3月30日-31日，由北京工业开发研究院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联合主办的全球青年科技领袖峰会在北京举行。磐霖资本管理合伙人薛孟军受邀参会，并担任「从实验室到办公室·炉边对话」主持人。

在谈话中，薛孟军与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芯宿科技联合创始人赵昕，东方空间联合创始人、联席CEO姚颂，就“从实验室到办公室？”话题展开探讨。薛孟军指出，科学家创业最核心的是要解决两个“转化”的问题：1，科学家（技术专家）如何向企业家转变；2，早期发现（discovery）如何转化为产品？

以下为研讨精华，有删减：

从科学家到创业者

从研究者到从业者

薛孟军：我是磐霖资本的薛孟军。磐霖资本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注投资“医疗”和“To B及科技”两大领域的早中期VC机构。我们的slogan是“寻找科学家中的企业家，成就企业家中的创新者”，与今天话题“从实验室到办公室”十分契合。对于这个主题，我的理解是技术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实现它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科学家背景的创始人，他们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业界都有丰富的经历和经验，下面请两位谈谈各自创业的心路历程。

姚颂：我是东方空间联合创始人&联席CEO，前深鉴科技创始人与CEO。2020年，我与航天技术团队联合创立了东方空间，致力于探索航天技术高效发展的新范式。此前，我创立了深鉴科技，专注研发高效深度学习芯片，为自动驾驶、智能安防等行业提供软硬一体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谈起从学生转型到创业者的心路历程，我想分享两点。

第一，研究者大多喜欢做新东西，往往能够获得亮眼的数据，但他对于这个东西是否存在广泛的应用场景欠缺考量。在深鉴科技时期，我和我的同学一起开发算法，在完成第一个版本时我们都很开心，但到了现场实测，我们却发现这里面存在太多问题，根本无法使用。

第二，离开了清华校园，我意识到过去同学师友之间的帮助是情感导向的，而工作场景更多讲求理性。比如，在深鉴科技创业时，员工大多来自清华电子系和微电子系，团队氛围高度统一，管理方式也很灵活。但在东方空间工作，不管是技术还是管理都更为精细和严谨，是一种现代的公司管理模式。两者对比起来，就像是不同的文化在碰撞，我在这其中也逐渐变得全面。

薛孟军：姚总谈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对于这个话题，赵昕博士有什么看法？

赵昕：我本科在北大读物理，后来在MIT做半导体科研。2021年，我创立了芯宿科技，愿景是开发分子芯片驱动生物技术半导体化，公司致力于DNA、RNA、蛋白的高通量合成与检测，使能合成生物、生物医药、DNA信息存储等关键应用。在创业过程中，我体会到科研和创业之间的不同。科研更多是由个人的好奇心驱动，而在产业转化上，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如何从解决个人追问真理，转换到为别人带来贡献和价值，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跨度。

此外，半导体从想法到研发到最终量产，周期至少要15年，所需资金达千亿美金，这对小公司或创业者而言，能参与的机会就相对较少。但是，半导体的生物应用则是一个相对更广阔的领域，从最早接触的植入型器件，再到新冠检测中的微流控技术，这些都给到了初创公司涉足的机会。

薛孟军：我理解赵昕博士表达的意思是说在创业过程中，方向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比如说，动辄上千亿的投资显然是国家才能干的事，但我们可以把需求和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一个很好的结合，选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用逻辑的眼光

去分析和学习如何成为企业家

薛孟军：刚刚赵昕博士提到了半导体领域的一个观点：美国的半导体学术界做的事情，其实是为产业界探索15年以后的技术可行性。这里面涉及到了科研和产业界的协同问题，以及不同的视角和使命。比如，科研追求的是技术先进性，但是到了商业层面，商业落地则需要考虑用户、成本、市场需求、管理、商业开拓等问题。那么，我想问赵昕博士作为科学家出身的创业者，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平衡的？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如何实现这样的身份转变？

赵昕：科研工作者和成功的企业家之间，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或者说天赋，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科学家对技术会很清楚，但到了企业运营层面，可能会缺乏能将其科研技术成功转化的管理才能或人才。因此，为了实现转化，科学家需要被倒逼着去做管理者，从而实现从科研工作者向企业家身份的转变。

所以，科学家尽管具备较强的创造力，却不一定具备敏锐的商业感知力，这就需要科学家去用逻辑能力努力完成转变。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工作一方面推动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也要探索商业化。如果我发现我在商业上的天赋没那么突出，我就需要用逻辑的眼光去分析和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商人。

薛孟军：是的，用科学家的强项（逻辑能力）来实现从科学家向企业家的转变。如果从量化的评判维度看，就我们磐霖而言，我们认为，科研工作者能否成功实现向企业家的转变，他的资源整合能力、商业拓展能力、管理能力、组织能力、融资能力、事业雄心等都很关键。

技术和商业成功的背后

最重要的是人

薛孟军：姚总是非常成功的连续创业者。您提到了在技术的创新成果落地的过程中，其实要有一个工程化的过程。在这点上，您有什么样的感悟？

姚颂：这个问题非常好。这里面，我们主要考虑的是这个产品的整体形态是怎么样的，我的客户是怎样的人。

举个例子，我们做人工智能芯片，可以面向不同的层面。因此，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层次，比如说越往底层越偏技术，大家觉得做起来越容易，但是收入规模会越小；而越往上涉及到的则是工程化的东西，这些也可能做成功，但是到底做底层还是往上走，我们需要清晰地衡量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其次，我们并不需要把技术做到极致。比如，算法的深度压缩领域，商业产品能够做到10倍，而学术上能做到30倍，我们会想尽可能地接近学术水平。但在用户侧，用户更关注如何实现深度压缩的自动化流程。这就是一个思路上的冲突。

最后，要有非常优秀的项目经理和产品经理，要能够清晰地定义出来客户要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我们常说芯片创业是一个优秀的项目经理和优秀的产品经理的黄金组合。

薛孟军：所以，这也是科学家创业的另一个转化的问题，即“如何将早期发现（discovery）转化为产品”。您之前的创业经历在技术和商业上都非常成功，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姚颂：这个问题非常难。但换一个角度，比如说我去做投资，我最终看到的是什么？反复思索过后，我认为是人，是人的价值观，那些成功背后汇聚了一波真正热爱、拼搏、忘我的人。

薛孟军：姚总谈到了核心，就是人。从技术到商业产品，磐霖在评判时，会着重考虑技术的商业化落地可行性，包括需求的刚性、业务的可扩展性（产品市场需求）和产品研发技术壁垒（创新性）等问题。而且，这里面，创始人如何将用户需求抽象成产品解决方案，如何去开拓客户，如何建立销售体系，如何去跟客户谈合作，如何构建护城河等，对产品的转化至关重要。

物理学和生命科学

是拓展人类发展边界的重要力量

薛孟军：经历了现有的研究和创业之后，假如你们有条件再选择一个领域进行研究，从创业者再回到科学家的角色，你们会做哪种选择，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

赵昕：对我来讲，一个是核聚变，在半导体、互联网、AI算法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东西是核聚变。二是量子力学，真正去探索量子计算，而且是从本质上去看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是生命科学，如何去理解和解释意识本源的起源，这个可能是生命科学领域比较核心和有意思的话题。

姚颂：我曾经画了一个圆，这个圆代表现在所有人类的生存空间，所以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的圆不断扩大，人类才能繁衍生机，变成更强大的一个族群。就像刚才讲的核聚变，就是一个方向。另一个角度，在这个大圆里面有无数的点，每一个点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深入到个体的最深处，探索基因的问题。总结起来，我有可能去研究核聚变，也有可能是去理解人的基因本源。

创业环境趋好

离不开国家战略指引

薛孟军：近些年，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发展大背景下，科学家创业受到追捧，投科技成了VC业内主流。从我们投资人的体感看，大量投资机构转档科技化的投资主题，创始人也呈现博士化、教授化、科学家化，这就对投资人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当市场越发繁荣，站在台前的科技创业者们面对的是更加纷繁复杂的环境和生态，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创业者就需要保持更多理性，注重自身的技术研发，最终实现从微创新到自主真创新。

我想问一个宏观的问题，现在学者创业的行业和投资环境，和你们创业时对比，你们认为有何不同？

姚颂：我首次创业是2015年至2016年，那是在O2O最高峰的投资时期，但整个投资圈看技术项目的人很少，懂技术项目的人更少。当时我们天使轮融资极其艰难，被拒了几十次后才找到能够理解我们的投资人。现在的投资环境好多了，估值水平也更高。不过，我关注到很多创业者，因为科学家的身份而被推到聚光灯下，到处布道和演讲。但我觉得，天使轮或创业初期，其实很难总结出有意义的经验，更无法验证总结的经验是对是错。如果你像一个完全掌握了真理的人，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因此在一个火热的氛围中，我们也要坚持理性评估自我。

赵昕：当下创业的环境确实比早些年好了太多，本质上还是体现了我们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因为国家的意志是要求当整体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硬科技、高科技，不仅是做国产替代，还要做突破国际前沿的创新技术。

薛孟军：是的，要做真正的创新。总结一下，从实验室到办公室，最核心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实现“两个转化”。第一个转化是实现科学家向企业家的转变，第二个是早期发现（discovery）如何向一个产品转化。这是科学家创业的关键。当然，磐霖也非常愿意在投前和投后多维度赋能企业，帮助科学家转型，切实可行帮助企业及企业家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