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5日至7日，第七届未来医疗100强大会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磐霖资本受邀主导大会上的“医疗健康基金合伙人峰会”之“世界之变”圆桌论坛，并邀请磐霖资本成员企业瑞博生物和智新浩正，以及丹麓资本和华大共赢分别以产业方和投资方视角，就“全球生物医药生态系统的新变化、新趋势”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嘉宾观点精华：
主持人：李宇辉（磐霖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生物医药是面向全人类解决未被满足的预防、诊断、治疗等临床需求，对全人类都有着正面向善的意义，所以应用于生物医药的生物技术不应该也不太能够被“卡脖子”。
梁子才（瑞博生物创始人、董事长、CEO）：中国在生物制药创新药这个方向上已经从一个较低的起点跃升到全球前列。未来，中国的优势还会继续扩大，非常适合更多的人来创业。
程新（智新浩正创始人、首席科学家）：中国必须坚持走主流，重视积累，重视长期稳健的发展，同时不断在点上寻求创新突破，进而缩小中美生物医药的差距。
许谦（丹麓资本管理合伙人、北京总经理）：随着近年来本土资金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本土创新开始涌现。从投资角度会case by case去评判，但海归背景是加分项。
纪昌涛（华大共赢投资合伙人）：产业创新周期大幅缩减，从过去的三四十年压缩到十年甚至更短。得益于市场和政策，中美Gap在缩小，中国在某些领域甚至走在美国之前。
研讨精华：
1，全球化是历史必然，当前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波谷；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要坚定做好创新；从长远看，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大市场中将是“海阔凭鱼跃”。
2，中国已经具备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坚定看好国内生物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同时，中国海归创业将持续，国内科学家的创业机会也会增多。
李宇辉（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磐霖资本的李宇辉。磐霖资本是一家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主题下，聚焦医疗和To B及科技两大领域的早中期风险投资机构。在医疗领域，磐霖资本投资针对重大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新药研发企业及高端医疗器械的进口替代企业，以及行业发展中的衍生机会。
过去一年，全球范围内生物医药资本市场整体呈下行趋势，这对底层创新、供应链整合、运营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同时，行业创新持续，新靶点、新机制不断被报道，新的治疗方式也陆续走向应用；同样的，从国内看，行业阶段性遇冷的背景下，本土创新也在加速落地，国产新药每年IND的数量在逐年上升，License-out的案例也越来越频繁、总交易额不断创出新高，例如康方生物50亿美元的BD交易，刷新了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的记录。在此背景下，我们一起来交流全球生物医药生态系统的新变化、新趋势。
首先，请四位嘉宾分别做下自我介绍。
梁子才：我是瑞博生物董事长&CEO梁子才，原先是北大的教授，2007年创立了瑞博生物。作为中国小核酸技术和小核酸制药产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军企业，十六年来，瑞博生物敢为人先、不断突破，如今已拥有7个临床品种，最快进入到三期。同时，瑞博生物拥有270余项小核酸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在Molecular Therapy - Nucleic Acids发表的小核酸递送和修饰的专利分析中，瑞博生物在全球范围所有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排名中并列第五位。当前，瑞博已形成很好的基础优势和平台效应，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程新：我是智新浩正创始人&首席科学家程新。智新浩正于2019年成立，专注于人体组织器官体外再造，首条管线为再生胰岛，有望用于具有胰岛损伤特征的糖尿病的移植治疗。当前，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管线，希望利用组织器官体外再造技术造福器官损伤患者。
许谦：我是丹麓资本合伙人、北京总经理许谦。丹麓资本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领域的VC投资机构，我们主要聚焦在天使轮和A轮的早期阶段的项目，希望和大家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纪昌涛：我是华大共赢合伙人纪昌涛。华大共赢是华大基因集团下属的产业投资平台，重点布局生物检测、细胞基因治疗、生物制造、关键原材料等，已投出三十多家企业。下一步，我们会围绕“十四五”规划中生物经济相关领域进行布局，关注科技成果的早期转化。
李宇辉（主持人）：我们看到全球生物医药生态系统正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国内的生物医药无论是早期发现、还是产业链上游的国产替代也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各位都是栖身全球多地的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家，对于当下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一些新的趋势变化，有无特别的观察想要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特别是中美之间，我们也看到双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gap在缩小，这其中有什么启示？对全球创新有何新影响和价值？
梁子才：在全球的变化之下，不变的是什么？是人类对健康的追求，越富足的社会对健康的投入也会越多。美国将近20%的GDP会投入生物医药，中国在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对生物医药的投入将会越来越大，这个趋势是不变的。当下，中美开始在生物医药领域展开竞争，这本身就体现出中国已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
变化的是什么？不同时期国际国内政策和经济环境乃至技术创新路径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和波动。生物制药产业是一个马拉松式的长线产业，面对变化，我们只有认准方向，并付诸长期努力，才能真正建立优势，保持优势。
纪昌涛：我想回顾一下现状。第一，相较于欧美日韩，中国虽然具备较大的市场规模，但不管是创新医药，还是创新医疗器械，以及国家的监管体系、人才培养、医工转化，都起步较晚、市场较短。第二，对比中美医疗相关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药物方面中国更多是原研药、仿制药、中药企业，器械方面中国是大量的骨科企业、耗材企业，以及近两年流行的微创植入企业。中美医疗产业结构的差异十分显著。
回到问题，现在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关注到：（1）产业创新周期大幅缩减，从过去的三四十年压缩到十年甚至更短。（2）得益于市场和政策，中美gap在缩小，中国在某些领域甚至走在美国之前。（3）MNC机构对中国技术关注度大幅度提升，收并购节奏加快，横向合作增多，未来不排除会在中国分拆上市。
程新：从技术研究的角度认识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点和面的关系。从“面”的层面来讲，“面”是整个生物医药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技术研究还是产业转化，我们都必须耐心地把“面”做好，坚持走主流，重视积累，重视长期稳健的发展。
从“点”上来看，中国在某些“点”上十分突出。这些“点”是亮点，能够产生带动力，是带动“面”不断增厚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些“点”建立在长期积累而不是弯道超车的基础上，是中国可以继续突破的地方。如何把这些点和面结合起来，将会对中国生物医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许谦：整体来看，中国生物医药近些年才真正开展创新，正在奋起直追的过程中缩短和欧美之间的差距。比较标志性的事件是，2014年中国创新药的License-out还是个例，近些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数量和金额上都在增长，这说明跨国公司已经认可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能力和研发技术。
同时，一些中国的创新性公司或创新性技术，也已经有所突破，甚至说在和欧美“同台竞技”。当前，从全球创新药领域来讲，无论是管线还是临床的产品数量，中国已经仅次于美国，属于第二梯队的排头兵的位置。
李宇辉（主持人）：各位嘉宾对这个问题已经碰撞出了火花，科学界、投资界或产业界的认知，国际视野或立足本土的认知也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我们达成了共识：近十年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基础研究层面，我们和美国相比，存在较大的努力空间，但在应用层面，尤其是产品开发上，我们的Gap在进一步缩小。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及众多的科研团队，生物医药产业在中国正处在蓬勃发展期。
李宇辉（主持人）：当前，中美关系遇冷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双方博弈和关系走向对我们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在诸多技术限制中，美国似乎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还是犹豫不决。那么，请各位从技术依存性、国内产业链基础等角度看，我们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生物技术是否也会面临卡脖子风险？这对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影响如何？
纪昌涛：我认为在“逆全球化”这一暂时的背景下，生物医药可能不是最关键的行业，但是生物医药行业一定会存在供应链的“谋求独立”，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基本趋势，中国已在出台相应的生物安全指导原则。站在投资人角度，我们要思考未来的国际化是否可行，比如说某些领域未来要面向欧美市场进行License-out，我们国家有无可能会反向限制。或者企业还能不能在境外上市，资本化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程新：“卡脖子”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比如，试剂材料等，国内目前的替代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还有待提升。所以，国内需要更好地激发上游企业的动力去持续推进这个事情。
当下，中美关系让生物医药上下游企业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状况。下游企业面对挑战，必须要保持创新布局和长远视野，前者解决当前企业发展问题，后者解决人类共同进步这一终极问题。上游企业则面临机遇，前面讲了我们在试剂原料上亟需改善，如今市场机会出现了，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去Push大家做原来没有机会做好的事。其他“卡脖子”的地方同样如此。
梁子才：实际上，我对于“去全球化”并没有那么悲观。纵览全球历史，人类交流的半径，与交通运输便利度密切相关。近代以来，交通手段不断改进，人的交流和信息的交流在互联网阶段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物、信息、技术等在全球的流动和交往。因此，“全球化”仍是趋势，目前的“去全球化”则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波谷。
今天现场在座的有两类人，有些从事长线工作，有些从事短线工作。从事短线工作的人需要对目前暂时的“去全球化”的态势做出相应调整来渡过波谷。而从事长线工作的人，可以忽略“去全球化”这个插曲，面向全球大市场持续布局自己的产业。
许谦：我非常同意梁教授的观点，从人类的发展来看，“全球化”必然是一个大的趋势，当前我们可能处于潮退的过程中，但这个过程内部是相对复杂的，有些领域竞争加剧，有些领域则仍处于全球化之中。
比如说医疗健康领域，以肿瘤药为例，禁运政策很难出台和实施，因为这不符合人类价值观。再比如说供应链，生物医药行业的上中下游比较分散，“卡脖子”很难操作，你对某个环节的技术或产品进行限制，其他环节就很难开展下去。
抛开政治层面或商业投资角度去看待“卡脖子”，我觉得大家比拼的还应是创新能力或创新体系。在座的梁教授和程教授都在搞创新，显然不是为了卡谁的脖子，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创新发展。如果有卡脖子的感知，其实也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是需要创新和赶超的。
李宇辉（主持人）：我也分享一下我的观点，首先，因为生物医药是面向全人类解决未被满足的预防、诊断、治疗等临床需求，对全人类都有着正面向善的意义。基于此，美国可能会对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生物技术相比于硬科技而言没有那么Sharp。其次，如果美国对生物技术做出限制，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仪器、试剂甚至是人才，以及前沿科学研究的跟踪。这些会对我们的生物医药企业尤其是对研发型公司带来影响，当然我们都不会希望这样的局面出现。
李宇辉（主持人）：刚才嘉宾也都提到，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有创新才有出路。鼓励生物医药创业公司加快提高创新性，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当前，国内生物医药的创新创业又有什么的新的特征和趋势呢？比如海归回国创业又有什么新变化吗？
梁子才：我分享一下我回国创业的经历，我在瑞典读完博士，到耶鲁做了三年博士后，又回到瑞典工作。我在2001年转到了siRNA这个研究方向，随后2006年开始在北大任教。这时，整个中国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产业界，小核酸几乎都是空白荒漠的状态。我回来既要做好科研，也希望把小核酸制药产业做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体会到回国创业和时代发展有些密不可分的联系。
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制药创新药这个方向上已经从一个较低的起点跃升到全球前列。未来，中国的优势还会继续扩大，非常适合更多的人来创业。
李宇辉（主持人）：谢谢梁教授的分享。程教授之前在美国，2013年回到中科院细胞所做研究员，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您在做研究员的同时创办了智新浩正这家公司，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程新：回国科研和创业，于我而言，首先是因为个人情怀，我想回来为中国做点事儿。其次，我曾有两次机会可以回来，第一次是博士毕业时，我的导师认为我的履历还不够，中国的干细胞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这时候回去还不合适。几年后，我在内胚层干细胞研究中有所突破，我的导师认为中国在干细胞领域上研究水平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也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因此支持我回国。
回到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现在海归的创业者所面临的环境和当时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海归回国创业可能会面临选择挑战。但我觉得从个人角度讲，对于将来的职业发展也好，对于产业的诉求也好，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少想自己，多想自己能为他人和社会做什么。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海归人才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
纪昌涛：过去我们谈到海归，更多是在工业界的技术人士，而近些年我们则更多关注海外留学所带来的优质教育和前沿理论，尤其是当一批三四十岁的科研中坚力量回国后，不管是科研还是创业的思维体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次，从监管角度来看，我们国家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部门规章，不管是科技成果转化还是创业引导支持，都非常完善了，整体环境在不断优化。此外，这两年国内对交叉学科及工程化的关注也有了较大变化。
李宇辉（主持人）：这两家公司都是磐霖资本投资的公司。梁教授的瑞博生物，我们从2015年开始连续投资了5轮，现在进入到IPO的状态。程教授的智新浩正，我们在Pre-A轮投资，目前还处在公司发展的早期阶段。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海归科学家回国创业的代表。
我们非常关注海归的科学家和创业者，因为生物技术或者关于疾病机理等的前沿性研究集中在海外，这些科学家回到国内，可以把他们的经验认知以及科学方法带回来，并以企业、产品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最终转化为造福人类的产品。
李宇辉（主持人）：通过以上对变化的认知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生物医药的投融两端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么，我们对创业公司的判断，技术平台的管线组合、创始人画像、投资策略是否有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有什么新的投资做法？
许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生物医药领域，海归创业者把全球前沿技术和科技成果带回来，让他们在国内创业具备更为明显的优势。不管是梁教授还是程教授，都是这样一个群体中我们投资人重点关注的对象，也对投资成功率更有保障。
当然，随着近年来本土资金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本土创新也开始涌现。我们从投资角度还是会case by case来看，但海归背景肯定是一个加分项。
李宇辉（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磐霖的观点是，欧美回来的科学家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中美关系变化可能会导致他们回国意愿更强烈，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持续繁荣。如果这批人不回来，那么在海外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后在国内发展的科学家，则会扛起推进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大旗，近两年掀起了投实验室、教授热或博士热的现象仍会持续。
这对判断创始人有了更高要求，我们会选择那些对中国有坚定认同的海归创业者，同时也会关注本土科学家。这对投资人的要求也会更高，需要去甄别源头创新，去评判创新技术，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赛道等。
李宇辉（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告一段落。我把各位嘉宾的观点做一个总结：
1，全球化是历史必然，当前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波谷；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要坚定做好创新；从长远看，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大市场中将是“海阔凭鱼跃”。
2，中国已经具备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坚定看好国内生物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同时，中国海归创业将持续，国内科学家的创业机会也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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